周作人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书中写道：
且说这百草园是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们所说的是民国以前的事，所以这应当说是浙江的会稽县城内东陶坊，通称东昌坊口，门牌大概是三十四号吧，但在那时原是没有门牌的。
则周家故宅，原来又叫东陶坊，或曾有人于此制陶？抑贩陶？或曾有姓陶的名人或大族居之？或者竟不得而知了。
绍兴陶氏
绍兴实有陶姓之大族，其地曰陶堰村，陶成章故居在焉。
东汉永和间，会稽太守马臻详考农田水利，发动民众，筑堤兴修鉴湖，沿堤置堰。壅水爲埭曰堰。堰，也就是挡水的土堤。陶堰即古鉴湖二十八堰之一，因陶姓聚居其下，故名。
据说马臻主持修建的湖堤，长127里， 湖周长358里，上蓄洪水，下拒咸潮，旱则泄湖溉田，遂使山会平原良田九千余顷，旱涝保收，至今两千载，越人世承其利。
这位功德无量的马太守，后汉书无传。顺帝永和五年守会稽，因创湖之始，多淹冢宅，永和六年，为豪强所诬，遂下狱，最终被杀了头，下场是不好的。越人思其功，将遗骸由洛阳迁山阴，葬在鉴湖边，立庙为祀，至今不绝。则又令人有些安慰了。
今其墓尚存，在绍兴县亭山乡东跨湖桥畔。墓旁有庙。1982年修葺。
东汉之时居于堰下的陶姓从何而来，史籍不载。上古尧帝，号曰陶唐，故陶、唐二姓皆以尧为祖。但尧都在今山西临汾一带，而彼时的绍兴，称为百越，属于尚未开化的蛮夷地区。两个地方又天南地北，相去万里之遥，恐怕播迁不易。
又，范蠡相越王勾践，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终于报仇雪耻，遂灭吴。范蠡功成不居，携西施，泛五湖而去。后来经商致富，号陶朱公，亦为陶氏始祖。绍兴即越中，考东汉永和年间，去范蠡的时代不过五百年，若陶朱公还有后裔生活在那里，是不奇怪的。
不过这支陶姓后来转徙何处，已无从考悉。今天在此繁衍生息的陶姓，别有源头，乃是元代一位名叫陶岳的人。
陶岳，字宗杨。据绍兴《会稽陶氏族谱》：始迁祖瞸，元时由昌邑迁会稽砲湖堰南。则陶岳又名瞸，本是江西新建人氏，今新建县有昌邑乡，是他本来的故乡。
巧合的是，这江西省新建县，也即是我的故乡，只不过早几年撤县设区，改称南昌市新建区了。可见世界虽大，却总有些意想不到的缘分。
新建自然也还有陶姓。二十年前，我在新建二中读书，有位同学叫陶文正，恰好是昌邑的，当时和我玩得极好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阵子，每天一下课，我和他就从抽屉里各自掏出一张球拍，双双抢出教室，奔逸如风。其何为也？盖当时学校穷而且敝，设施缺乏，只有三张水泥砌的乒乓球台。虽然也不免破破烂烂，连球网都是地上捡几块砖搭的，然则跑得慢了，去得晚了，就只能排队围观，羡妒而已矣。
据传，陶岳从新建来到浙江，先到了萧山的冠山附近，又泛舟东下，入绍兴，出五云门，绕贲山，复东行三十里许，至陶堰，遂欣然曰：得之矣。乃诛茅结庐，定居其地。是为会稽陶氏一世。
考宋亦有陶岳，字舜咨，又字介立。永州祁阳人，著有《五代史补》、《荆湘近事》、《零陵总记》等。与陶氏始祖字宗扬者，并非一人，则甚了然。
陶岳迁居绍兴陶堰以后，至明代成化年间，六世孙陶怿中进士，读书之风蔚然以兴。据史料统计，明清两代，仅陶堰一村，计共出进士43人，举人112人，贡生83人。上至榜眼探花，下至会元解元，也曾出过兵部、吏部、礼部三位尚书，巡抚以下大小官员载于典籍者，浩而繁焉，不胜枚举。陶氏遂以此在绍兴昌大，支脉繁衍，播于越中。
所以说鲁迅故家所在的东陶坊，是因为有陶家人在那里住过才得名，是极有可能的。
會稽陶氏族譜三十二卷，今藏于日本东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，不知道绍兴还另有藏本不？
陶堰村以外，绍兴又有陶赵岙。绍兴下属的诸暨市又有陶湖沿村，则又别有源流，跟陶堰村的陶岳一脉不同。
我的岳家即绍兴陶氏。妻的祖父，解放前后迁居南昌向塘，然后生岳丈兄妹四人。某日询岳丈，绍兴老家那地方叫什么？答云陶阁庄，查地图则无，可怪也。待详考之。
陶阿顺
提及鲁迅早年，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其祖父周福清科场作弊案，鲁迅的故家以此败落。此事于鲁迅的人格形成，影响甚巨，盖学者之共识。
鲁迅的祖父周福清，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进士及第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但福清恃才自傲，对上司多有不敬，因此仕途不畅，只做过几任小官。
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鲁迅十一岁，因鲁迅的曾祖母戴氏去世，福清丁母忧去职。戴氏就是周作人所记的九太太：
曾祖母通称九太太，以严正称，但那时已经很老，也看不出怎么。她于壬辰除夕去世，只差一天就是八十岁了。
…………
有时鲁迅便去和她开玩笑，假装跌跟斗倒在地上，老太太看见了便说：“阿呀，阿宝，衣裳弄脏了呀。”赶紧爬了起来，过了一会又假装跌了，要等她再说那两句话，从这个记忆说来，觉得她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周作人，鲁迅的故家，二十二
周福清（1838年1月22日－1904年7月13日）
在绍兴居丧期间，周福清感到自己年纪已经大了，碌碌无为，仕途无望，遂决心扶持自己的儿子，亦即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，《鲁迅的故家》所谓伯宜公者。次年乡试，他得悉浙江考官是自己同科及第的同学殷汝璋，遂派人去行贿，请汝璋在考试时照顾自己的儿子。不料此事败露，周福清入狱，判斩监候。虽然庚子国变之后被赦免，侥幸逃了性命，但鲁迅一家早已因为各种营救关节而败落。
周伯宜本是纨绔子弟，举人没当上，秀才功名也被革除，羞愤交加，遂卧床一病不起。鲁迅因此常常奔走于当铺与中药铺之间，但伯宜终于不治，三十五岁就死了。父亲死时，鲁迅十四岁，周作人十岁，三弟建人七岁。
后来鲁迅回忆起少年，说：
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，是很难的，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。契诃夫的想发财，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，而这时候，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。看不起钱，也是那时的所谓“读书人家子弟”的通性。我的祖父是做官的，到父亲才穷下来，所以我其实是“破落户子弟”，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（他不会赚钱），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。因为我自已是这样的出身，明白底细，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，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，给我一解剖，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，我好像一个“战士”了。
通讯13 致萧军
写了这许多，恐怕各位还是摸不着头绪，究竟这个陶阿顺是何人哉？
自古行贿者，必低调行事，不能大张旗鼓。周福清要贿赂老同学殷如璋，事先早已打听到殷的出行路线，自驾一船，在中途的苏州潜而伺之。等如璋官船一到，便派了一位可靠的贴身仆人前去送信。不用说，除了交待要办的事情以外，信里还夹了另外一张纸，上书“洋银一万元”，乃是事成之后，周福清许诺给殷如璋的好处费。
而这个前去送信的仆人，正是陶阿顺。
陶阿顺的来历不可考，盖身份卑贱，无人关注，不过一般是绍兴当地人。绍兴陶氏多出于陶堰，支脉极多，流布极广，或者陶阿顺也是其中的某房某支，可能性很大。
有文章说，陶阿顺原是个当佣工的粗人，且刚到周家不久。我是不太信的，如此重大的关节，岂能妄相托付，随便交给不靠谱的新人去办？周福清就算做官做得再差，亦断无是理。就算本有此说，想必也是为了撇清关系，又或者是为了解释事情何以办砸，否则未免显得太可笑。
总之，陶阿顺去送信，事情却没有办妥。此事败露之后，殷如璋为求自保，遂上交了材料，举报了周福清。周福清先是潜逃上海，后来搜捕日严，自觉难逃法办，遂投案自首。
据李国荣所撰《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案》，之所以败露，有三种说法：
一种说法：苏州知府王仁堪来到殷如璋船上，进行礼节性拜访。恰在这时，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信来，说是送信人在船下立等回信。因为按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能接收任何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，以防说情作弊，殷如璋就装模作样地请王仁堪代拆。王仁堪打开信一看，脸色大变，令把送信人拿下。“殷见事已泄，亦拍案大怒，请将下书者严究，以明心迹，于是周遂被祸。”
第二种说法：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、信函带上船。当时，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谈天，陶阿顺将信函递上后，殷如璋知道其中有物，不便拆开，便搁置桌旁，不在意的样子，让陶阿顺先回去。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礼，当着众人的面说，此信关系银钱大事，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？事情曝了光，殷如璋又气又恼，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，他本人则保住了清白。
第三种说法：陶阿顺将周福清的信送到官船上，因船上官员吏役人来人往，殷如璋没有马上拆信，传话叫送信人稍候。陶阿顺在岸上等到不耐烦了，便大叫起来，惊动了船上众考官，殷如璋只好拆信，丑闻公之于众。
后面两种都太离奇。前面即以常理推过了，陶阿顺真这么蠢，周福清不太可能派他去办这么重要的事情。或以第一种说法为准。
周福清投案入狱，此案经光绪帝亲自过问，判“斩监候，秋后处决”。按照这个判例，则2020年山东爆发的几起高考顶替事件，较于大清律例，其处置可谓宽仁矣。时代进步，人道主义昌明，盖亦昭然可征。
后来经过周家的全力运作，到第二年秋审，周福清减刑，变成了“牢固监禁”。到光绪二十八年，庚子国变之后，被获准释放。周福清回到绍兴家中，其时伯宜已死，而周家也早就败落了。
陶阿顺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曾有交代，在浙江受审时供称，“系周福清令伊投信”，但“信内何事，伊实不知”。此后有什么下场，则无与闻。大抵是终于沦为办事不力的粗夯货色，即便侥幸不死，也只能在周围人的鄙夷与笑骂声中，喑默而凄惨地度过余生了吧。
鲁迅在回忆往事的文字里，于这个大关节只是简单带过，到后来周作人写《鲁迅的故家》，事情的原委才为世人所知。周氏说这个跟班名字叫徐福，曹聚仁作《鲁迅评传》，因袭其名。现在的史家已经找到案件的档案，此人名叫陶阿顺，殆无疑义。
陶成章
相较于那些顽固守旧的所谓正人君子，鲁迅自然是倾向革命的。但因为怀疑主义的底色，鲁迅虽然对革命始终抱有同情，却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而后来三大头衔之一的革命家，无疑是因为领袖曾经盖棺论定，是以文艺界也无人敢稍作异想而置异词，迁延至今，遂为当代鲁迅研究的主旋律。此翁若在天有灵，自当敬谢不敏，固勿论焉。
1925年致许广平的信中，鲁迅写道：
但我自己知道，是不行的。凡做领导的人，一须勇猛，而我看事情太仔细，一仔细，即多疑虑，不易勇往直前，二须不惜用牺牲，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（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），也就不能有大局面。所以，其结果，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，印一通书籍杂志。
鲁迅致许广平，1925年3月31日
可见对于革命与写文章办杂志的区别，鲁迅是极有自知之明的。“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”，则某些关于革命的灰色记忆与复杂观感，隐约可见，只是终究欲言又止。
秋瑾（1875年11月8日－1907年7月15日）
前些年，鲁迅和秋瑾的一则故事，曾引发了国内社区的一些争议。或根据日本人永田圭介所著的《秋瑾——竞雄女侠传》，说是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，因是否回国的分歧，秋瑾与鲁迅、许寿裳等人意见相左，秋瑾欲回国反清，而鲁、许否之。争论之中，秋瑾拔出所携的日本刀，厉声喝道：“投降满虏，卖友求荣。欺压汉人，吃我一刀。”
于是在某些人看来，倘非有其他同志在，鲁迅几不免血溅五步，被秋瑾当作卖友求荣的满清走狗，斩杀于当场。
鉴湖女侠英风壮节，慷慨豪迈，直欲压倒须眉，自然是可歌可泣。但某些人因她的杀身成仁，是真正的革命者，就想把鲁迅等人打成可耻的投降派，那也未免过于深文罗织了。
秋瑾的学生徐双韵，曾作文怀念乃师，题为《记秋瑾》，对同一事件也有近似的记载：
秋瑾发言，力主回国，词意激昂，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，插在讲台上说：“如有人回到祖国，投降满虏，卖友求荣，欺压汉人，吃我一刀。”
徐双韵：《记秋瑾》，《秋瑾史料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8页。
与永田圭介的说法略有小差，但表达的意思却截然不同。此文所载的秋瑾原话，显然是勉励归国的同志保持气节，坚决反清，万万不可投降，亦以矢志自明，绝非针对不回国的同志如鲁迅、许寿裳等。
这种解读，应当更合乎秋瑾的原意，否则也太狗血了。
鲁迅与秋瑾的性格可能确实天差地别。鲁迅对于自我牺牲，或竟尔鼓动别人去牺牲，一向是极为慎重甚至警觉的。反观秋瑾，喋血古轩亭口之际，尚吟着“秋风秋雨愁杀人”的诗句，诚所谓慷慨就义，视死如归，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革命者。但这种差别却不能说明鲁迅胆怯懦弱，是投降派，斗争方式不同而已。甚至有人把小说《药》诬之为鲁迅对秋瑾怀恨在心，只能说用心险恶，欺负读过小说的人太少，心肠都坏透了。
而绍兴的革命党里头，比秋瑾激进且勇于任事者，亦不乏其人，比如光复会的陶成章。
光复会。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流，而后分裂。
秋瑾与光复会。而鲁迅，而陶成章。
1926年，鲁迅为刘半农作《何典》后记，曾经忆及陶成章：
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，穷得不堪，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，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，求助于药物了。其实呢，在大众中试验催眠，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，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，报章上就有投书（也许是广告）出现，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，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，所以通缉他的时候，有一联对句道：“著《中国权力史》，学日本催眠术。”
《何典》快要出版了，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。夜雨潇潇地下着，提起笔，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，还夹杂些和《何典》不相干的思想。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，只得写出来，而且还要印上去。
我并非将半农比附“乱党”，——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，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，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，是明明白白的，——不过说，在此时，使我回忆从前，念及几个朋友，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。
鲁迅，为半农题记《何典》后，作
陶成章（1878年1月24日－1912年1月14日），字希道，即前文所述的绍兴陶堰人，焕卿是他的号。1902年，陶成章亡命日本，鲁迅恰在东京弘文书院留学。成章比鲁迅年长三岁，两人相识并结交，意气相投，遂成好友。
陶成章（1878年1月24日－1912年1月14日）
陶成章雄奇有胆略，以豪杰自命。1900年，他只身北上，谋刺慈溪太后于颐和园，事不果。于是游历满蒙，考其山川风土，希望能成就明太祖的伟业，直捣满清巢穴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。
章太炎1903年5月为邹容《革命军》作序，文中说：“同族相代，谓之革命；异族攘窃，谓之灭亡；改制同族，谓之革命；驱逐异族，谓之光复。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，所当谋者光复也，非革命云尔。”是以陶成章与章太炎、龚宝铨、徐锡麟等人结社，以推翻满清为已任，遂称为光复会。而其中的中流砥柱，核心人物，则毫无疑问，成章一人而已。
1912年1月14日，因养病，陶成章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，被陈其美派人刺杀，光复会遂分崩离析，一蹶不振。现在几乎可以确认，陈当时指派的刺客，则正是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。
据陶的族叔陶冶公回忆，在日本期间，陶成章与鲁迅往来密切。陶成章是鲁迅寓所的常客，时与龚宝铨、陈子英等人登门造访，共相畅论。有时聊得太晚，就直接在鲁迅那里用餐，饭菜虽然简陋，但几个人都不以为意，聊得痛快，吃得有味。
陶成章既素有大志，为人又落拓豪迈，手段凌厉，重视事功。故章太炎每次开玩笑，常称之为焕强盗或焕皇帝。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分歧，言辞激烈，遇事力争，终于势成水火，横遭不测。
陶成章主导了光复会的各种章程，入会规定须有“盟证人、执法行刑人”，要求新入会者仿洪门三十六誓，在神位前跪誓。“第一誓诚心入会，不敢反悔，如有反悔，天诛地灭。第二誓入会以后，协力同心，不敢畏避，如有畏避，雷殛火烧。第三誓会中秘密，不敢漏泄，如有漏泄，身受千刀。第四誓祭旗起义，闻命必到，如有不到，命尽五殇。第五誓兄弟同心，如同手足，如生外心，身死五刑。”
则跟传统的洪门青帮，差别不大，也难怪鲁迅虽然与他交好，却不肯加入。陶成章曾把“正龙头”的票布送交鲁迅，放了几个月，鲁迅没签名，成章又笑着取回。或云，光复会若成其事，则成章为光武，而鲁迅为严子陵矣。
1906年，秋瑾回国。
1908年7月6日，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因秋瑾与锡麟过从甚密，遂于7月14日被逮，次日凌晨就义。
1911年末，上海光复，光复会又乘势取下杭州，几天后，绍兴也随之光复，鲁迅亦率学生参与其事。光复会在江浙一带气势如虹。
1912年，成章遇刺，死。
1919年4月25日，鲁迅写小说《药》。
1921年12月，鲁迅写小说《阿Q正传》。
1926年的夏天，成章墓木已拱。鲁迅想起这位故友，或者也会想起当初坐在东京客寓，一起畅谈革命的情形。当时的他对于革命尚且夷犹不决，到如今，或者更觉得无话可说，但说他用麻绳做腰带，教人催眠术的困窘吧？滑稽而可笑，又透着爱重与亲切，而潇潇的夜雨，则让人嗅到空气里浮着的一种寂寞而虚无，并且有些感伤的气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