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能记得他弥留时虚弱的样子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个场景，然而已经忘了他跟我讲话时的表情。大概他已经无力招呼我，只是用眼神瞥向我所在的位置，然后母亲便叫我上前去。他躺在母亲的怀里，母亲用手臂枕着他的头，他对我交待的事情只有四个字，用我勉强能听得清楚的声音说：“好好读书。”大概一小时以后他便死去了。
当然我并没有好好读书，三个月以后我高考落榜，然后又浑浑噩噩地复读了一年，最后也只考到一个二本还是三本，我没有去报名，几个月后就开始工作了。
我想他当时如果还活着，大概会非常生气。他一直是非常严厉的父亲，虽然也不是经常打孩子，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非常怕他。小学的时候流行过扑画片，我用零花钱买了很多，大概也赢了一些，最后收集了满满一个鞋盒。那段时间放学后我经常去叔叔家和堂兄弟们一起扑画片，有一天他发现了，怒气冲冲地走进来，将我那个装满画片的鞋盒一把夺起，然后揪着我回了家。那个鞋盒被塞进厨房的灶台，一把火烧了。
我的兄长有过更惨烈的记忆，大概是他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，放学后跟着同学去邻村的水塘里采菱角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带回家的，也许是父亲准备了棍棒在家里等着他，总之我听说过很多次，我的兄长被罚跪了整整一夜。
初三时我开始住校，那之后父亲管我的时间和机会便少了。高中时我的成绩始终是中等偏下，他自然非常失望，因为从小学一直到初中，我一直是令他非常骄傲的儿子。我仍然能想起高中开学的第一天，父亲带着我去和班主任打招呼，在教学楼下面的水泥路上，右手边拐上去一个斜坡才能进教室，再往前走一点是学校的宿舍楼，宿舍楼的门口有一个小卖铺。我一直腼腆少言语，那天也只是怯生生地跟着父亲后面，听着他用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向班主任老师夸耀我的天赋。遗憾的是从第一次期中考试开始，我就只能保持在全班六十余人的三、四十名之间，以致于这位老师在课堂上当众质疑我的入学成绩是不是抄袭来的。
但父亲并没有因此打过我，我记忆里最后一次被他打，是在一位堂伯父的丧礼上。那位堂伯父生前懦弱老实，常受欺侮，他的棺木从屋子里抬出来的时候，头所在的位置居然磕到了门槛，发出沉笃的响声。父亲因此大发雷霆，指着抬棺的人狠狠骂了一通，连我都很少见过他愤怒到那种程度。那些人都不敢回应他的话，我和二姐去劝他，却被他一人扇了一耳光。
然后不到两年，他自己便因为胃癌死了。
那时我正在县城里住校读高中，兄长业已成家，在南昌郊区的某个镇上做医生，两个姐姐也都结婚了，家里只有父亲母亲两个人。父亲才五十岁出头，那时他的精神并不见颓唐，甚至可以说格外的爽朗，连食量都比往常要大一些。然而在医院查出胃癌以后，便住院做了胃切除手术，术后发生肠梗阻，短短两个月不到，便死了。
父亲兄弟三人都有胃方面的毛病：叔叔曾经有很严重的胃溃疡，可能有过胃出血的恶劣状况，所幸后来治好了，之后也从未再反复过；伯父也是因胃癌而死，但他乐天知命，又由我兄长悉心调理，在胃癌确诊后依然非常豁达地活了四五年，死前还风风光光地办了六十大寿；反而是三兄弟里最刚强的父亲，在查出胃癌之后，仓促之间便死去了。
父亲住院以后我只见过他三次。入院之前他应该非常乐观，虽然也有准备后事，去找人画了遗像，但精神一直很开朗。手术前我去医院看他，那时我刚刚知道他查出来胃癌，在我看来，他和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住院可能有点无聊，或者不太习惯，我坐在他的病床边，看他走来走去，却很少在病床上，仿佛生病住院的并不是他。我忘了自己和他说过什么，也许确实没说什么，因为初三住校以后，我和他的交流便越来越少了，但当时的我肯定不会想到他将会因此而死。
第二次去看他已经是手术之后，医生说他的手术很成功，或者也有住院费用方面的考量，于是过了一两周便出院到兄长那边去调养。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兄长的诊所，我忘了是谁带我去的，下车后先到兄长的诊所打过招呼，然后穿过诊所后面的走廊，在兄长租的房子门口看到了父亲。他瘦了很多，明显有点虚弱，头发因为化疗剃得很短，让我看着有些奇怪——因为他一直很在意自己的仪表，从我记事起便保持着很整齐的背梳发型，胡子也总是刮得干干净净。他坐在一个小沙发上，我喊他，他应了一声，但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。
兄长租的房子并不大，我不能留下来过夜，所以当天下午就返回学校。那天我大概还是没有和他说什么话，但他的样子让我有点担心，只是，我仍然没想过他会死去。
那之后只过了一个多星期，那天上午我在课堂里上课，上午的课可能只上了一节而已，班主任老师突然从后门喊我出来，说你家里有事，然后我便看见我的二姐夫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我已经没有了完整的记忆，只记得有一辆面包车，全家人都坐在车里面，父亲裹在一床被子里，由母亲抱着坐在中间的座位上。父亲发出很凄厉很痛楚的叫声，母亲和两个姐姐都在哭泣。
事后我才知道，父亲因为肠梗阻在几天前又入院了，但这次医生没有好的办法，母亲和父亲商量以后，决定把他送回自己家里。回家以后，姑姑阿姨们都已经赶到，围满了整个房间。他和我们交待了一些事情，过了中午十二点，他就死了。
他的遗容非常安详。因为痛得太厉害，所以兄长给他注射了镇痛剂，然后他就沉沉睡了。那时不知道是谁先开始哭了，妈妈、姐姐和姑姑阿姨们都跟着哭起来，我跪坐在床的一角，突然感到离奇地愤怒，当时便大吼了一声：“还没死呢！”
只是他终究没有再醒来。
几年以后母亲搬离故居，跟着兄长一起生活，我自己也在工作一年半以后离开南昌，去外地打工，只有过年才回到那个家。那栋父亲一手建造的房子越来越破旧，终于在前年拆掉了，由我们兄弟两人合力在原址上建了一栋新房。在新居过年时，我整理出父亲的一些遗物，包括他做绷子床的工具，甚至还有他去赣州出差的火车票票根。因为受潮，家里的老照片留存不多，其中有一张是父亲和母亲的合影，我还记得那是在兄长的结婚典礼上拍的，虽然也已经被腐蚀得面目全非，但照片上的父亲穿着西装，和母亲并肩坐在椅子上，一脸笑容。
